普惠性是中国减贫一大秘诀-农事资讯

某种程度上看,中国的减贫成就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更为神奇

30年前,面对“经济贫困、生态恶化、人口膨胀”的恶性循环,中国在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腹地建立了以“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”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。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,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.3%降至2013年的1.9%。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,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里最为重要的减贫指标就无法实现。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推算,中国对全世界减贫的贡献率高达70%,而众人皆知的中国增长奇迹,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%至30%,某种程度上看,中国的减贫成就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为神奇。

30年来,采取一切有利于消除贫困落后的措施,毕节试验区从人与自然的“对抗”,逐步走向“共赢”,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94万人,森林覆盖率提高近38个百分点。

人们往往把中国减贫的巨大成功归结于过去30多年快速的经济增长,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水涨船高。这种说法不无道理,因为没有增长,就几乎不可能使贫困指标下降。但增长仅仅是减贫的必要条件,而非充分条件。不少国家在经历增长的同时,贫困并没有得到改善,甚至有可能上升。这里的关键在于穷人是否从增长中得益,也就是所谓的增长的普惠性问题。显然,中国减贫成功的秘诀需要从普惠性的角度去寻找。

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,30年来,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,在社会各方面大力支持下,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、顽强拼搏,推动毕节试验区发生了巨大变化,成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。

中国经济增长的普惠性至少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。第一,政府强有力的支持。在中央政府层面,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,并且每级政府都有相应的扶贫办公室,专门帮助支持贫困地区、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。尽管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众说纷纭,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能够解决资源分配问题,但一个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观点是,市场无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,更无法解决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。而贫困恰恰是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,本来就需要由政府来参与解决。

1985年,18岁的农民张安福和父亲为了全家人的生计,在赤水河边开荒种玉米。山坡上辛苦犁出一层新土,大雨一来就冲进了滚滚的赤水河,3亩地,冲走了1亩多。好不容易保住一点土,伏旱50多天,种出的玉米不灌浆,还不够吃半年。

第二,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。用专业术语讲,保证普惠性等价于控制贫富差距,而在所有发展中国家,贫富差距的最大组成成分就是城乡差距。这样一来,在欠发达国家积极有序推进城镇化便成为解决贫富差距的重要出路。这是因为欠发达国家的财力有限,同时贫困人口占据很大比重,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也不高,所以基于“劫富济贫”的财政转移来应对贫困问题根本没有可行性。在这种情况下,减贫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农村人口进城,与城市人口一起分享增长红利。目前在中国的城镇存在不少于2.7亿的农民工,他们支撑起大量农村人口的收入。如果没有工业化,没有城镇化,中国的贫困问题即便在今天仍将非常严重。现在,中国还绘制了乡村振兴战略蓝图,城乡融合发展将进一步为减贫事业创造条件、夯实基础。

“坡下流淌赤水河,半坡人家没水喝,久晴人畜都口渴,多雨薄土滑下坡。”30多年后,张安福还记得那时的顺口溜。他带着记者来到一处土壤已板结的山沟说:“当年村民在这里开荒,一层一层挖,一层一层冲,到最后挖不动了,就剩这‘和尚坡’。”

第三,充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。“要致富,先修路。”中国这句口头禅,折射了中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基础设施的重视。事实上,中国在道路、通信、电力,饮水等方面投入巨大。基础设施的作用是方方面面的,最为主要的是减少交易成本和促进市场整合,这无疑推动了城乡综合发展,使农村能够从发展中受益。在很大程度上,公共基础设施可以被当作公共产品,而道路、电力、饮水和通信等公共产品能帮助有效降低贫富差距,即改善普惠性。

张安福所在的村子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清水铺镇,当年叫“南关村”。全村人均纯收入不到200元,温饱没解决,水土流失却越来越严重,当年村民无奈自嘲:“南关南关,年年过难关。”

上述中国减贫经验在其他国家也具有相当的可复制性,关键在于相关中央政府的扶贫意愿、决心和力度。中国全方位扶贫、全社会扶贫的经验是其对全球减贫议程的一大贡献。展望未来,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业务的扩展、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实施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努力,中国将进一步为其他国家的扶贫工作传经送宝,帮助发展中国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、推进工业化,为国际扶贫事业作出更大贡献。

在张安福上山开荒这一年,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的贫困状况令人震惊。今年96岁的海雀村村民安美珍回忆道,那时候多户农家断炊,自己家里4口人只有3个碗,一年要缺盐3个月,终年不见食油。

(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)

这就是当年的毕节。经济实力弱,人均GDP仅288元;人口增长快,“多子多福”是很多人长远生计的唯一出路,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9.91‰;人民生活苦,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,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184元;生态环境差,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52.6%,每年外泄泥沙6900多万吨。

山穷水尽怎么活?毕节陷入了“越穷越生、越生越垦、越垦越荒、越荒越穷”恶性循环。这里又是长江和珠江上游的生态屏障,贫困“综合症”还威胁着更广的范围。

以海雀村为代表的毕节极贫现象,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。

1988年6月,国务院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试验区。这一年,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10个年头。

把贫困地区的贫困、生态、人口问题统筹考虑,制定完整的治理方案并在大范围实施,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,没有先例可以参考。

一场前无古人、目光长远的反贫困试验在乌蒙山深处开启。

打造脱贫攻坚“百科全书”

盛夏时节,走进昔日的“南关村”,满眼都是拳头大的橙子。赤水河沿岸几十公里的山坡上,大片大片的果林长势喜人。

“每年11月、12月、1月有脐橙和椪柑,2至5月有血橙,6至9月有夏橙,10月有蜜桔。”张安福说:“一年365天,随便哪天你来,如果吃不到橙子,你来骂我。”

张安福的“豪气”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场“产业革命”。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带领下,当地村民摒弃传统的玉米种植,开始在山坡上种下以柑橘为主的果树。

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经过近30年的发展,当地经果林面积达到了7500余亩,年产柑橘、李子、桃子、梨子等水果2000余万斤。满山的果树,富了村民的口袋,2017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0600元。不仅如此,以前水土流失的现象,早已“销声匿迹”。

“南关村”不再“过难关”。因为橙子,2004年这里改名为“橙满园村”。

一切有利于脱贫的举措,都在这里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产业扶贫、易地搬迁、生态扶贫、党派帮扶、东西协作……当今扶贫的“关键词”,从试验区建立之初就开始实践;精准识别“四看法”“新时代农民讲习所”、企业“包县扶贫”……一系列扶贫“妙招”在这里诞生。毕节试验区成为活生生的扶贫“百科全书”。

脱贫内生动力不断激发,扶贫外部合力持续汇聚。

走进毕节市七星关区长春堡镇干堰村,民盟中央帮扶项目随处可见。学校、卫生室、通村水泥路、食用菌基地、林下养鸡场……民盟中央从资金、项目、人才等方面倾情帮扶,这个少数民族贫困村面貌焕然一新。当地干部介绍说,以前小学无操场、围墙、大门,即将被关停。2013年民盟中央帮助重建小学,200多名孩子不用步行1个多小时到别的村小读书了。

毕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市委统战部部长黄光江说,毕节试验区与各民主党派中央、全国工商联结下了不解情缘。在中央统战部统筹协调下,统一战线发挥自身优势,创新帮扶机制,倾力为毕节发展想实招、鼓实劲、办实事。

协调推动项目900多个,涉及资金1200多亿元;

协调国家有关部委出台28个差别化政策,促成铁路、公路、电厂、机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;

组织8356人次专家学者前往考察调研,培训各类人才32.9万人次;

新改扩建各类学校近200所,援建乡镇卫生院、村级卫生室140多个……

统一战线对毕节试验区的帮扶倾注感情之深、持续时间之长、帮扶范围之广、投入资源之多,开创了历史先河。

探索贫困地区新发展理念

如今来到海雀村,一切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村里几十个山头郁郁葱葱,食用菌大棚、苹果基地、蛋鸡养殖场等产业成为脱贫持续动力。森林覆盖率从1987年的5%上升到2017年的82.5%,人均收入从33元增长到8493元。

脱贫后的村民纷纷跨进“现代生活”,今年,村里有了第22辆私家车。当年“4个人只有3个碗”的安美珍一家早已告别茅草房,住进小青瓦、白粉墙、穿斗枋的黔西北特色民居。

安美珍的儿子马正安告诉记者,老人每个月都有养老保险和老年补贴,每年还有退耕还林补贴和扶贫资金入股养鸡场的分红,政府扶持的能繁母牛去年产的小牛犊卖了5000多元,“现在只希望老母亲身体健康,多享受难得的好生活。”

30年来,毕节试验区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的重大跨越,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重大跨越,也正在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探索新路。

统一战线通过30年的生动实践,帮扶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发挥多党合作优势,积极参与、努力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范例,凸显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。“不是局部‘维修’,而是系统集成。团结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,形成以凝聚各方力量,长期共同支持一个贫困地区为形式的‘毕节经验’。”黄光江说。

改革是脱贫攻坚的鲜明特征和必由之路,贫困地区更需要改革的决心和措施解决发展中的难题。毕节市改革办专职副主任陆有斌说,毕节试验区因改革而生、因改革而活、因改革而进。30年前,面对生态恶化、经济落后、人口膨胀几大障碍,常规手段已经很难破解这些难题,必须用改革来推进。

毕节试验区的实践证明,近30年来的每一次飞跃,都伴随着改革的推进。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,越需要加快改革。毕节试验区着力厘清理顺生态建设、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,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发展,用经济建设促生态保护,扭转了“生态恶化、人民贫困”的被动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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